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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叶教育荐文|从开始纠“左”到庐山会议(七)
2019-10-07 18:16:13发布 浏览量:人次


  那时,周恩来正召集各部开会,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,落实各项主要指标,他还在考虑如何处理当前财政金融情况的意见。周恩来紧抓指标落实的问题,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,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。七月二十一日,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,有针对性地谈到落实指标是不是泄气的问题。周恩来说:我看不是。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能跃进多少回答一下。他指出:“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,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。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,总是想搞好吧?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,但是,你总是要搞好。现在是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”“总要提出个意见。更具体的步子、意见还要回到北京,回到各部,回到各省,但是最后总要定下来。过去总书记下决心,现在总书记不在,我们要分劳。所以,我把问题摆出来,大家想一下。”
 


 

  会后,周恩来又把计委、经委的负责人留下来,开了个小会,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,提出些主张,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。周恩来在会上说:“主席对大家的谈话,有的是启发性的,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。大家听到以后,不加思考,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,就照样传达执行。这样一来,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,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?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,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,一开口就宣布命令。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?!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!”接着,他又指出,去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,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,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,全党就行动起来,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。参加这次会议的谷牧后来说:“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,神情很严肃,也显得很激动。”
 

  对彭德怀的意见书,周恩来最初并不认为有多大问题,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。李锐回忆:“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,晚上跳舞时,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,我有意问道: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?周恩来说:那没有什么吧,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。”
 

  周恩来在另外的场合讲过: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。
 

  直到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前,周恩来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。那天下午,周恩来同国务院副总理座谈时碰到彭德怀,谈到那封信。周恩来对彭德怀说:“主席说了,基本是好的,方向不大对。当然,他没有指名。要注意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,有那么一个趋势。你停止了,认识了就是了。这个批评也很好。”在这次会议上,周恩来讲话中没有再涉及彭德怀的那封信,他主要谈的还是生产中的问题和落实指标问题。周恩来再次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。他说:“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,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。”他还指出:“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,不落实。如果这一点不解决,会糊里糊涂到年底,各个方面紧张。知道了,我们不向中央和各省委书记说,那真是有亏职守,对不住党。主席要求综合平衡,但是比例关系失调;主席要求留有余地,但这个本子(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报告——编者注)上没有留有余地,把一切都打得满满的。只靠干劲,只能冲出一点来,干劲必须落实。”接着,周恩来具体分析这份报告,指出其中的问题,说他和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钢铁指标完不成:“钢材不够,怎么达到生产指标?怎么不急?”周恩来提出,钢材不要按八百五十万吨设想。并且说明:“我不妨碍积极性,如果王鹤寿到年底能生产九百万吨钢材,我举双手鼓掌。”至于这些钢村怎么分配,周恩来认为,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,要减就减基建。他说:“只有这么多米,只能做这么多饭。这样调整的结果,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,那没有办法。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, 将来赤字一定出现。因为将来工业的欠款都是要转到财政上的。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,如果还不解决,就有点犯罪的样子。所以,非当机立断不可。”
 

  周恩来谈到这些情况时,彭德怀在一旁说:“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?”周恩来回答说:“你不晓得,开始讲,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,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。”“这是方法。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‘冒进’的错误吗?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,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。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。今年你代替我了。”通过这番话,人们不难理解,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,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。
 

  七月二十六日,毛泽东批示印发“关于一封信的评论”,这封信是六月九日由原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、后调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。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,认为“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巨大,但同时‘左’倾冒险主义、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,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有所发展,可否考虑在党内,用和风细雨的方法,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,总结一些经验教训”。 毛泽东认为,作者的意见是“中肯”的,但却是“错误”的。他在对这封信的批语中写道:“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,就是右倾情绪、右倾思想、右倾活动已经增长,大有猖狂进攻之势。”他说:“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,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。因为这种摇摆,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,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、克服困难、争取胜利。”
 

  从这天开始,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进一步升级。在各小组的讨论中,一些人上纲上线,错误地攻击彭德怀在“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,他总是站在错误路线的方面。这次他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,决不是偶然,而有其历史根源的”。在这种气氛下,人们很难再表示不同的意见。
 

  周恩来怎样面对这种突然变化的形势呢?七月二十六日下午,他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、副部长座谈会。经历过“反冒进”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这时坚持两点:一点是在政治上维护总路线,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。用周恩来的话说,这两点“一个是政治方向,一个是工作态度”。他说:“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问题,是思想性、政治性、路线性的问题,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。当然,我们做工作的人,执行总路线的人,如果对总路线怀疑,他的工作就是另一个态度。工作态度和政治方向又要联系又要区别。”周恩来以李云仲的信为例说:“这封信有两部分,主要的政治方向是错的,另一部分,对计划工作提的意见有许多值得重视。主席把这封信作了个分析,这是个党内同志,他否定总路线,几乎否定一切,但是他提出了问题。”关于政治方向问题,周恩来强调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,动摇总路线有两种情况:一种情况是认为什么都不行,几乎否定一切,或者是得失各半论;另一种是,看出在总路线的执行中发生了一些问题,不去解决,专说空话,可以熟视无睹,可以放心得下,这同样是动摇总路线,也是一种右倾。周恩来强调:“我们一定要注意,我们正是拥护总路线,我们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一些出现的问题,看到将要出现的问题,可能出现的问题,而不是说空话,列宁常说,好听话少说一点,具体工作多做一点。主席也常这样说。”他还联系到自己在一九五六年的“反冒进”问题,说:“那次错误就是因为急躁,是思想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,领导的错误,方针的错误。但是有一点我得说,那个时候的确自己以为是焦心如焚,急得很。第二,我还是把自己放在里头,我倒不是站在局外的。这一点,我想跟我共事的人知道,我还是想解决问题的,所以才敢跑到全会上讲那么一段。”周恩来说,由于那次教训,“这次看问题就比较深刻了”,“发现这些缺点、错误,我们应该站在局年,解决纠正,这才是拥护总路线”。
 

  本文摘自于《周恩来传》 金冲及 主编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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